唐诗三百首
韩碑 30 / 152
唐诗三百首 · 原文

韩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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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和天子神武姿 [1] ,彼何人哉轩与羲 [2] 。 誓将上雪列圣耻 [3] ,坐法宫中朝四夷 [4] 。 淮西有贼五十载 [5] ,封狼貙貙生生罴 [6] 。 不据山河据平地,长戈利矛日可麾 [7] 。 帝得圣相相曰度,贼斫不死神扶持 [8] 。 腰悬相印作都统 [9] ,阴风惨淡天王旗 [10] 。 愬武古通作牙爪 [11] ,仪曹外郎载笔随 [12] 。 行军司马智且勇 [13] ,十四万众犹虎貔 [14] 。 入蔡缚贼献太庙 [15] ,功无与让恩不訾 [16] 。 帝曰汝度功第一 [17] ,汝从事愈宜为辞 [18] 。 愈拜稽首蹈且舞 [19] ,金石刻画臣能为 [20] 。 古者世称大手笔 [21] ,此事不系于职司 [22] 。 当仁自古有不让 [23] ,言讫屡颔天子颐 [24] 。 公退斋戒坐小阁 [25] ,濡染大笔何淋漓 [26] 。 点窜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字 [27] ,涂改《清庙》、《生民》诗[28] 。 文成破体书在纸 [29] ,清晨再拜铺丹墀 [30] 。 表曰臣愈昧死上 [31] ,咏神圣功书之碑 [32] 。 碑高三丈字如斗,负以灵鳌蟠以螭 [33] 。 句奇语重喻者少,谗之天子言其私。 长绳百尺拽碑倒,粗砂大石相磨治 [34] 。 公之斯文若元气 [35] ,先时已入人肝脾 [36] 。 汤盘孔鼎有述作,今无其器存其辞 [37] 。 呜呼圣王及圣相 [38] ,相与烜赫流淳熙 [39] 。 公之斯文不示后 [40] ,曷与三五相攀追 [41] 。 愿书万本诵万遍,口角流沫右手胝 [42] 。 传之七十有二代,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 [43] 。

韩碑,即韩愈所撰《平淮西碑》。唐宪宗元和九年(814)闰八月,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,其子元济匿葬不报,自领军务,纵兵焚掠,威胁东都洛阳。朝廷督诸道兵讨吴元济,四年不克。元和十二年七月,宰相裴度兼彰义军节度使、淮西宣慰处置使,亲自督师征讨。十月,唐邓随节度使李愬雪夜入蔡州,擒吴元济,淮西乱平。时韩愈为裴度行军司马,乱平,受命撰《平淮西碑》,其词多叙裴度事,强调“凡此蔡功,惟断乃成”。李愬不平,其妻为宪宗姑母唐安公主女,出入禁中,诉韩碑不实。宪宗诏令磨去韩文,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。李商隐联系现实,有感于这桩公案,遂作此诗,时约在宣宗大中元年(847)。当与韩碑参读。

葛立方曰:“裴度平淮西,绝世之功也;韩愈《平淮西碑》,绝世之文也。非度之功,不足以当愈之文;非愈之文,不足以发度之功。”(《韵语阳秋》卷三)正因如此,李商隐的这首诗,对韩碑给予最高的评价,极尽颂扬之能事。他不仅完全赞同韩碑的观点,而诗的风格亦学韩,以文为诗,以议论为诗,恣肆豪纵,雄健高古,甚似韩愈,但清新明快,晓畅流利,实又过之。就思想而言,李商隐和韩愈一样,都是坚决反对藩镇割据,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以维护祖国统一的。而《韩碑》一诗,较韩碑更加突出宰相裴度的地位和作用,更加强调君臣遇合,君臣相协,“呜呼圣王及圣相,相与烜赫流淳熙”二句,可谓全诗之纲,主旨所在。“元和天子”要“上雪列圣耻”,关键在于“得圣相”。“贼斫不死神扶持”,天佑圣相,其意亦在辅佐圣君。只要君臣同心,群策群力,藩镇叛将再猖獗,也是可以缚之“献太庙”的。韩碑“句奇语重喻者少”,所喻者何?就是君臣同心,强藩必削。韩愈“濡染大笔何淋漓”,极意发挥的就是这种思想。《韩碑》揄扬韩碑“咏神圣功”,比之于汤盘、孔鼎,深情地慨叹“公之斯文若元气”、“公之斯文不示后,曷与三五相攀追”,极尽一唱三叹之遗意,着力发挥的也是这种思想。韩碑之不朽,就在于它能“传之七十有二代,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”。韩愈撰碑、扑碑之事,已经过去了几十年,李商隐何以“愿书万本诵万遍,口角流沫右手胝”,对它一往情深呢?如果联系李商隐一贯借咏史以寄慨的创作特点,我们认为,他的《韩碑》是融有很深的现实感慨的。确切地说,他是为李德裕而发的。李德裕与裴度极为相似,两人都是唐中叶“第一等人物”,而且有着很深的关系。德裕之父李吉甫,元和初宰相,亦主削藩,在宪宗平定刘辟、李锜、吴元济、李师道等叛镇过程中,他都有谋划之功,与裴度是一致的。裴度又曾荐德裕为相。裴度相宪宗,与德裕相武宗,君臣同心亦极相似。《旧唐书•裴度传论》云:“诚社稷之良臣,股肱之贤相。元和中兴之力,公胡让焉。”《旧唐书•李德裕传论》则云:“言行计从,功成事遂,君臣之分,千载一时。”特别是在反对藩镇割据和限制宦官专权两个重大政治问题上,裴、李政见是相同的。而德裕的平定泽潞叛镇刘稹,与裴度的平定淮西吴元济之乱,简直可以说是历史的重演。会昌三年(843)四月,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卒,其侄刘稹秘不发丧,擅称留后。李德裕在武宗的信任和支持下,力排众议,坚决讨伐,结果取得了平叛的胜利。李商隐在《上李太尉(德裕)状》中云:“武宗皇帝英断无疑,睿姿不测。……太尉妙简宸襟,式光洪祚,有大手笔,居第一功。”又在代幕主郑亚(李德裕同党)草拟的《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》中云:“(武宗)曰:‘我将俾尔以大手笔,居第一功。我意属此,尔无让焉。’”称誉李德裕为“万古之良相”。所用词句都和《韩碑》相同。《会昌一品集》为李德裕自编文集,序作于宣宗大中元年(847)李被罢相分司东都时。牛党制造冤案诬陷李德裕,李商隐在《为荥阳公与三司使大理卢卿启》中严正指出:“逝者难诬,言之罔愧。”力为德裕辩诬。这与《韩碑》中“谗之天子言其私”,为扑碑深致不满,又何其相似乃尔!诗当作于此时,大致是不差的。王夫之曰:“唐之相臣能大有为者,狄仁杰而外,德裕而已!”(《读通鉴论》卷二十六)可见李商隐对李德裕的推崇,并非溢美之词。《新唐书•裴度传论》云:“惟天子赫然排群议,任度政事,倚以讨贼。身督战,遂平淮西。非度破贼之难,任度之为难也。韩愈颂其功曰:‘凡此蔡功,惟断乃成。’其知言哉!”李商隐借咏韩碑所抒发的,正是这种君臣难遇的深沉绵渺之慨。